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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夫扩大消费需求应妥善处理五大关系

发布时间:2021-01-20 08:17:19 阅读: 来源:氧化铁黑厂家

无论从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,还是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角度,或者从化解当前经济矛盾的角度看,中国的消费需求,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海内外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。这是为什么?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,真有那么容易吗?就目前而言,在中国,至少有五大矛盾或者说五大关系需要妥善处理,惟有如此,才能使消费需求这一招棋走好走活,走出多边共赢的新局来。

在分析五大关系之前,有必要先介绍一些相关背景与数据信息。

据报道,美国财长盖特纳近日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说,在中国,正如你们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的,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——从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、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。盖特纳是继英国媒体人马丁·沃尔夫和美国学者克鲁格曼之后,对中国的消费需求予以特别关注的美国官方人士。

而马丁·沃尔夫早在去年10月就曾表示,当前最重要的是,将过剩的储蓄或者变成高回报的投资,或者由世界上的穷人进行消费。当然,极力扩大内需也很关键,任何处于当前形势下的国家都有理由这么做。而持有相似看法的克鲁格曼最近也表示,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,让中国创造更多的内需,而不再依赖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财富。而美国也应该增加储蓄率,来适应新的环境。

从马丁·沃尔夫到克鲁格曼再到盖特纳,这三个人开出的药方虽有不同,但基本思路都差不多,就是要穷人消费,让新兴经济体扩大内需。为何这些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传媒界,学界,以及官方人士,对中国的外贸和内需会有如此意见与建议呢?恐怕与下面这组数据有关。

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,中国在1990年的外汇储备是110.93亿美元。到1996年,首次突破千亿大关,达1050.49亿美元。到2000年,外汇储备为1655.74亿美元,10年间增长了13.9倍。同期美国的贸易逆差是,1990年780亿美元,1997年首次突破千亿大关,达1016亿美元。2000年3795亿美元,10年间也增长了3.9倍。这是小基数的比较。

中国加入WTO后,外汇储备的增速更为惊人。2001年为2121.65亿美元,同比增长28.14%。2002年2864.07亿美元,增长34.99%。2003年4032.51亿美元,增长40.80%。2004年6099.32亿美元,增长51.25%。2005年8188.32亿美元,增长34.25%。2006年10663.44亿美元,增长30.23%。2007年15282.49亿美元,增长43.32%。2008年19460.3亿美元,增长27.34%。

从2001年到2008年,外汇储备增长了8.17倍。这可是一个大基数的增长。

同期美国的外贸逆差是,2001年3670亿美元,同比减少3.29%。2002年4244亿美元,同比增长15.64%。2003年4994亿美元,增长17.67%。2004年6154亿美元,增长23.23%。2005年7136亿美元,增长15.96%。2006年7573亿美元,增长6.12%。2007年7078亿美元,减少6.54%。2008年6692亿美元,减少5.45%。从2001年到2008年,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越过了2006年的峰值之后,仍增长0.8倍。

这里以中美两个贸易伙伴为例,不厌其烦地列出两组数据。这两组数据虽不具有对应关系或因果关系,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其自身原因,而外汇储备也不等于外贸盈余,它还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等因素,另外还跟各经济体的货币地位与汇率政策等有很大关系。但外贸盈余毕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,尤其对新兴经济体和外需依存度高的经济体来说,更是如此。因此,这两组数据放在举债消费的发达经济体面前,就显得特别扎眼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呼吁中国由外需转向内需,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,似乎是很自然的事。然而,在中国,扩大内需、提振消费,早在2005年就已被列为主要经济政策之一。为什么现在会受到特别关注呢?因为自去年以来,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,扩大内需,特别是消费需求,正面一系列临新的挑战,一些新老交错的复杂关系亟待处理。

首先是内需与外需的关系,特别是城乡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外部需求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,十分棘手。据相关研究,在中国,出口每增长1%,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.68%、拉动投资增长0.74%。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,外需的急剧下降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构成了威胁,也对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产生了直接影响。因此,稳定外需已成为当前稳定内需的关联措施之一。

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体,目前的贸易总额还不到全球的13%,其增长空间至少还有7%。也就是说,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,无论对世界经济还是对中国自身,都有好处。但在目前情况下,再要寻求内外需关系的新平衡点,避免经济因急剧转型造成的剧烈波动,将有很大难度。

其二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,如何把握消费与投资的比例,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,也是一个问题。从政策效果看,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见效快、影响面广的特点,而消费的影响则要缓慢许多,隐蔽许多。所以在刺激经济时,最便捷省事的做法是扩大投资。但投资意味着增加供给,要受到最终消费需求的制约。另外,还有一个综合效益问题。

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情况看,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投资、刺激经济的措施,无疑是从供给的角度,通过扩大投资来增加就业、提振经济。这些措施也确实起到了初步效果。但从最新进展看,政策似乎有了细微的变化。近期出台的汽车家电下乡,以及城市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措施,显然是从最终消费需求的角度,切入了问题的核心。而只有消费需求真正被带动起来,经济增长才能步入良性轨道。

其三是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关系。消费是收入的函数。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消费扩张的前提。如何调整国民收入中一次分配的比例,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,按照市场化原则,理顺企业的成本与利润关系,保障企业员工的收入权益,也是扩大消费需求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。

据相关部门信息,目前中国人口中,约有20%的人拥有80%的银行存款。而在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中,近10年来,企业占比从13%上升到22.5%,政府部门上升两个百分点,而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则有明显下降。这些数据表明,这样的财富分配结构对扩大消费是不利的。只有切实提高社会大众的收入,才能使中国经济有序地向消费导向型增长模式转移。

其四是消费与社会保障的关系。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,是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和消费预期的重要条件。目前中国的储蓄率大约在50%左右。储蓄率偏高,而消费率偏低,与社会保障不足有很大关系。相关研究表明,包括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处在什么样的水平,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有很大影响。因此,适度提高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水平,将会触发城乡居民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。

其五是消费与现代服务业的关系。在影响消费需求的诸因素中,服务业的品种结构、质量标准,安全性能,以及便利化程度等,是当前城乡居民反映最多的问题。目前,服务业主要还以生产型为主,文化、娱乐、休闲等生活消费性服务业相对滞后。相应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,因而,从体制机制与整个行业的业态上,完善现代服务业,也将会引发巨大的消费需求。

由此观察,中国经济要成功实现向消费导向型转移,只有化解主要矛盾,妥善处理好影响消费需求的复杂关系,才能化危机为转机,走出一盘活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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